中国古代商业的组织甚有创新性，官办商业的组织在当时的环境中，为君主专制国家的建设有过贡献。晋商等商帮的“合伙制”虽然具备传统性，但其中蕴涵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出来”、管理人员和骨干参予分配，则是现代企业的组织制度的核心原则。近代以来，中国引发了两次自学西方商业的组织文明的高潮：一是晚清时期，二是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西方自学得很完全、很全面，但今天更加最重要的在于，如何基于中国的文化和现实发展自己的商业的组织文明。

人类正在转入一个全球商业新的文明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市场经济制度沦为具备有所不同信仰的民族和国家的基本制度，全球出了一体化的大市场，因此，商业文明沦为人类文明的最重要内容。全球商业必须一种新的文明。

如何前进全球商业新的文明的构成和发展，是世界各国致力于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各界人士都必须注目的新课题。由近至近的若干事件，充份指出了商业文明在人类未来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意义和起到：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世界各国政学商精英人物聚集一堂，企图建构全球商业社会的低碳文明，但困难重重，任重道远；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商业社会发展，既是大大吸取西方商业文明成果的产物，也是中华商业文明再次兴起的过程；2008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曝露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商业文明不存在相当严重缺失，它无法之后引导全球商业社会的持续发展……近几年来，中国商业界的精英人士，从各自立场和视角阐释了对“商业文明”的注目。

这解释，改革开放30年在获得极大经济成就的同时，社会感受到了商业发展增进了社会变革，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不文明”，在经济较慢发展的同时，不存在精神缺陷的现象。在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案例和中国企业发展史的过程中，我们必需面临马克思·韦伯明确提出的知名命题“经济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必需面临中国经济长年发展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必需说明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的精神气质。金融危机的愈演愈烈，也超越了许多人对西方商业文明的顶礼膜拜。

因此，研究中华商业文明具备极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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